思政课 | 一堂好课【外交课】张维为：全球外交下的中国话语

张维为做客《一堂好课》讲述全球外交下的中国话语

来源：央视综艺一堂好课 2020-02-18

连日来，中国坦诚开放的“抗疫外交”赢得世界称誉，给国际社会带来坚定信心，也获得各界广泛支持。与之同时，面对西方一些政治势力的恶意攻击，我国“外交天团”坚决回击，各种“霸气回应”屡屡刷屏。自信中的担当和尊严下的淡定，在中国外交中尽显无疑。而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今天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机会去进行对外交流。无论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每一次看似寻常的交流，都涉及国家形象和民族素质的展示。

“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如何让世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负责任的大国？”2月16日晚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一堂好课》开讲“外交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张维为先生，从“外交风云”讲到“中国话语”，勉励中国人要自信，中国的年轻人要更自信，在公共外交的舞台上扮好自己的角色，共同打好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的组合拳。本期的“课代表”是郑爽、李晨。
 

张维为老师【外交课】内容实录

第 一 课 时

今天和大家谈一谈外交，谈谈大外交，谈谈公共外交，谈谈如何通过你我他的对外交流，使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我自己曾经在外交部工作过五年，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职业外交官的经历，后来我又读书，读博士、做学问，那么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也开始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外交，也在更广阔的世界上向整个世界进行交流、进行交谈，介绍中国，所以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叫做大外交、公共外交的一些经验体会。

我想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每年出境的人次已经是超过1.5亿，中国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可以很肯定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外交的使者，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名片。

那么我记得我是1983年8月，到我们外交部去报到去的，我当时报到地点是外交部翻译室，我们的主任叫过家鼎。他一见面就问我，说你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女排在国际大赛三连冠，举国上下为之欢腾。

所以这位主任就跟我说了，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那么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学生、同学最终有幸成为中国的职业外交官的话，我想一定要珍惜这份殊荣，我想我们应该有强烈的、国家队的意识，我觉得这是我们外交系统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无论你在外交系统的哪个部门工作，亚洲司也好、非洲司也好、欧洲司也好、礼宾司也好、翻译司也好，我觉得都应该努力做到国内最高的水平，做到中国国家队的水平。

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要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要有政治定力、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和非常卓越的沟通和交流的能力，我想唯有这样的才能展示我们中国外交官的一流的素质，不辱使命，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外交任务。

那么我在80年代，到外交部工作时候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你到外交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就是多数人的办公桌这个玻璃板底下都压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每个办公室的房间里几乎都有周总理的照片，可以说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那么他的外交理念、他的战斗精神、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外交官、中国的外交干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美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所以周总理就找印度驻华大使，然后请他传话给美国人，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要管、我们要管。这个叫掷地有声，这表明了一个大国的担当。

那么现在回头看抗美援朝战争，一仗定乾坤，换来了后来七十年的和平。

所以我觉得外交工作特别需要政治担当、需要人格魅力，而真正的担当往往也是只有真正有担当的人才会有人格魅力。那么外交工作实际上是包含了很多烦琐细致的工作，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

那么我觉得外交官需要一种叫成熟的心智，英文中有一个词叫做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容易翻译，我就把它翻成“比较成熟的心智”，就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既要坚持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还要非常地细致和周全，马虎不得。

那么下面我想再和大家谈一谈，就是外交担当。应该是1986年6月，我陪当时的副总理乔石，去孟加拉国访问。我们那天抵达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之后，我们驻孟加拉国的大使给乔石汇报了一个突发的情况，他说最近几天，孟加拉国的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印度正在准备出兵斯里兰卡。

那么斯里兰卡国内主要是两个民族，一个是僧伽罗族，另一个叫泰米尔族，这两个民族冲突非常厉害。从历史角度看，实际上斯里兰卡人口中僧伽罗族是多数、是压倒多数，但后来英国是殖民主，他们从印度南部迁来了数十万的泰米尔族的劳工到斯里兰卡，然后采用一贯的英国做的方法，叫分而自治。

所以留下了后来这两个民族冲突的种子，现在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民族冲突已经变成了剧烈的战争，特别是斯里兰卡政府军和叫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激烈的对抗。

我们访问孟加拉国的时候，正好是斯里兰卡政府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在这个关键时候印度它向被包围的猛虎组织投掷食品和药品，解救猛虎组织，斯里兰卡政府对此强烈谴责。

孟加拉国舆论也普遍认为印度它有一种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这个衣钵，想利用其他国家的民族矛盾干预其他国家内政。他们很担心孟加拉国有朝一日也会成为这种干预的牺牲品。

那么听完大使的汇报后，乔石副总理说，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的立场，我们要修改一下这个欢迎宴会我的发言稿，所以他就把这发言稿拿来，自己在这稿子上加了一句话，叫做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孟加拉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所以当天晚上这句话就成了乔石副总理发言的重中之重，那么乔石副总理在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坚定有力，随后又停下来，等我把这句话翻译完，翻译成英文。

我们的话音刚落，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种感人的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也使我感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周边国家的分量，尽管那还是1986年，也就是三十三四年前。

我们一定要了解就自己的国家——中国，在亚洲、在世界上的分量，知道在世界事务中主持公道多么的重要，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

我不是说我们要满足人家所有的期望，这也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我们不能采取大国小民的心态，该说的一定要说，该做的一定要做。

我们在访问孟加拉国之前，还访问了尼泊尔，当时我们驻尼泊尔的大使特别兴奋，过去我们随领导人出访经常有一个传统，就是领导到了使馆之后要给使馆的同志做一个报告，谈谈国内的形势等等。

那么大使特别兴奋，就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盼来了乔石同志。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作报告！然后乔石副总理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是面带微笑、不紧不慢、浓浓的上海口音说，我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我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下面就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幽默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品质，也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我觉得对于外交官来说，乃至于我们任何从事大外交走到国外去跟人家交流、跨文化的交流，我想幽默可以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润滑剂，能给人带来快乐、有时也能缓和气氛、有时能化解一些矛盾，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品质。

下边再给大家回忆一段，就是邓小平的往事，就是1987年4月15号，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委员会主席尼雷尔。

当时我做翻译，邓小平会面开始之后，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那么用几个字就把天下大事能够概括起来，既体现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言简意赅的本事，也展示了就汉语本身一种凝练美。

那么邓小平接着说，你们南方委员会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南北问题，还有南南问题。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五分之一越来越富，五分之四越来越穷。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人类就没有进步，那么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那么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

邓小平说解决的方法就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可以说这番话今天听起来都是振聋发聩的。那么西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总体上还是采取一种你赢我输，零和游戏的态度，背后是西方文化比较崇尚或者非常崇尚二元对立、赢者通吃这个逻辑。

那么这种逻辑坦率地说，在今天二十一世纪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治理全球问题的系统性的风险。

过去邓小平曾经不厌其烦地对西方领导人讲这个道理，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话，对西方国家也是有利的，穷国发展起来，富国的产品才会有出路、才会卖得掉。这种从别人的自身利益来说服别人，也是我们在外交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贫困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传染性疾病的问题等等，还有恐怖主义问题都与全球治理密切相连。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确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是西方国家有这样的认知的人还是少数，甚至极少数，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这个制度，它特点是资本的力量主导一切，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我觉得该说的一定要说、该讲的道理一定要讲。

而且中国今天随着中国自己的崛起，不仅这么说，而且开始这么做了。

我们今天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带头推动、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坦率地说面对中国这种推动“一带一路”，西方许多国家一下子不知所措，全面地不适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形势会比人强，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与中国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我与大家回忆这些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就是从事外交工作也好、从事国际交流工作也好，一定需要有对中国和世界的事情做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

第 二 课 时

刚才我们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我提到了从事外交或者公共外交最好对我们中国本身、对这个世界，特别是它的发展的大势、它的基本的运作规律有一种比较整体的把握、有一种从大的宏观的整体的理解，这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我自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进行一些传播和交流，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我们现在叫公共外交。

不久前我去欧洲几个国家访问了一次，那么在法国的时候碰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位资深的法国学者。

他跟我这样说的，就是他说我们知道九年前，你和《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有过一场辩论，你当时做了一个预测，就是阿拉伯之春当时刚刚爆发，会变成阿拉伯之冬，现在看来你当时预测是准确的。

实际上我是全世界最早做这个预测的，引以自豪，阿拉伯之冬的概念是我发明的，这叫中国话语。你可以不一定知道谁发明的，只要你用这个概念就证明你已经持了一个立场，实际上是中国的立场，我觉得这个非常之重要，我叫做原创性话语研究的力量。

那么这位法国学者还说，你当时还预测了美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他说从我们法国人的角度看，你这个预测应该说也是准确的。在2014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演讲叫《中国人你要自信》，我说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就经常在这样做，我们现在到西方国家，我经常跟他们这样讲，说你们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过去这个词是西方国家专门用来针对中国的，结果现在西方发觉他们的制度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从希腊的破产到英国脱欧的乱局。所以今天在西方世界讲你们需要政治改革，有时候下边会传来会心的笑声，我们也挺高兴，叫东风快递送给他们。

我给大家一个最新的民调：欧洲的一个公司叫益普索公司，在几十个主要国家做了民调，2019年它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个民调结果非常有意思，中国人的回答是百分之九十一是的，英国是多少？百分之二十一，法国是多少？百分之二十。所以是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的话，究竟谁应该更加自信？是应该中国更加自信，还是西方更加自信？我想应该是中国更加自信，我们有理由更加自信。

那么要讲好中国故事，要进行有意义的国际传播，我觉得我们需要养成一种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的习惯，要大量地吸收我叫原创性的中国话语的研究成果，包括熟悉许多跨国的民调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对我们从容地应对国际交流中各种质疑、各种挑衅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必要强调世界文化的差异是很大的，你比方说中国人文化中是讲究与人为善，我们有这么一个传统——给人面子，西方是没有的。所以在中西方交流中我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这一点，为了更好的和西方交流，我们一定要学会跟西方交锋，只有通过交锋才能达到更好的交流。

随着中国迅速走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实际上各种交锋、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觉得既来之，则安之，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往通过交锋之后才能更好的交流。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那么当然我讲的交锋并不是要以身嘶力竭，中国人也讲有理不在声高。交锋在于自信的、礼貌的、客客气气的把道理说清楚。

西方文化总体上是一种强者文化，他尊重强者、尊重胜利者，所以他提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如果你不敢接招、不敢和他交锋，你就输了、你代表的国家也就输了。

那么我觉得中国今天也确实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对于误读中国，特别是恶意的误读，我觉得该出手一定要出手、该亮剑一定要亮剑、该当头棒喝就要当头棒喝。当然也可以和风细雨、侃侃而谈都没有关系。总之我觉得这样一种交锋达到更好的交流，最后也能得到你的对手的更多的尊重。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去年我去德国参加一个论坛，那么这个论坛是讨论“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演变”，这主题非常之好。

但是在论坛开始第一场会议上，主席在主席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给在座的每一位都发了一个表决器，请大家回答几个问题，然后按一下这表决器上的是和不是，然后大屏幕上很快就会出现大家表决的结果。

那么主席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是威胁吗？当时会场有二百多个人，主要是来自欧美的专家。然后这个结果马上就显示在屏幕上了，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国际秩序是一种威胁。

然后这个主席马上就把目光投向我，他说张教授，你怎么看？我当时这样回答我说，我们会场才二百多个人，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小样本的民调，所以说服力不够强，但是以我对今天西方社会的了解，我说即使整个德国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或者整个西方国家民调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我并不会感到十分的惊讶。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西方的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报道不实事求是，这个报道是歪曲性的报道，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偏见。

造成你们经常误读中国，导致西方很多国家、很多民众、甚至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国很不了解。但同时我说，中国人也越来越自信了，越来越不在乎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想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去年10月在哈佛大学，我就讲了这个观点，我说我们苦口婆心给你解释中国，一遍、两遍、三遍，够了，不解释了。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不愿意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你们留在黑暗中，我们并不在乎。

今天中国事实上是可以这样，是你们更需要了解中国，而不是我们要强迫你了解中国。

那么主席就问了，说难道我们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真的是扭曲了真相吗？

我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说我长期阅读英国的一份杂志，叫《经济学人》杂志，你看它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论。如果我给它打分的话，如果是ABCD四个层级的话，我给它打C-或者D。对中国的政治评论水准非常之低，坦率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我一个人预测都比它预测的准。

然后我说我们有一位研究员，真的做了一个很认真的研究，就研究《经济学人》杂志对每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评论，它每一次我们开党代会它就发表一篇社论，然后我们把这个社论从十二大到十九大，做了一个分析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非常具有喜感，就是说，你几乎可以反过来理解它的这个评论，它说不好往往是非常好。

后来我向很多西方的朋友、外国的友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我都推荐了这种了解中国的方法，我说你就读《经济学人》杂志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论，但反过来理解，准确度八九不离十。

另外我觉得，在国际交往中、交流中、交锋中，有时候我觉得需要有一种叫做一剑封喉的本事。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人权问题，西方碰到中国人就讲人权问题，特别是美国人最喜欢谈人权问题。

我有一个我叫一剑封喉的方法，我说根据我们的研究，二十一世纪对世界人权最大的、最直接的侵犯就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十几万平民百姓被杀了，数百万的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我说如果你不向伊拉克人民，向全世界人民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你怎么有资格来跟我们谈人权问题，讨论人权问题？资格都没有，这叫一剑封喉。

那么另外由于这么多年来，西方长期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包括甚至很多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都不太了解中国共产党。我说你一定要知道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力量，那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进一步的解释，我叫做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的传统出发做一个政治学的解释。

我说中国的政党和西方的政党都叫党，但这两者差别是很大的，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英文叫 Partial Interest Party，代表部分利益公开的。

中国不是的，中国是整体利益党，英文我叫做Holistic Interest Party。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实际上都不那么重要，关键是你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因为实际上世界各国都需要改革，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你很难进行改革。

因为改革是要突破既得利益的，所以你可以反过来问他，贵国有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这样就被动转为主动，那么在中国是有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所以我们可以形成共识，然后克服既得利益，然后一起来做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经常问问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你们有没有这样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一种话语的力量，甚至可以说，真的，这是很认真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国家没有这样一种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那么你们怎么和中国竞争呢？你们不妨问问他。

那么我讲这些就是一剑封喉的例子，是想说明这么一点，就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官方话语，比方说一些文件、一些口径，而是要有原创性的中国话语。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表述，我们自己外交也形成一整套的我们官方表述的口径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工作的定海神针，但是在今天国际交流中，仅仅靠官方话语和官方的口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整个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西方对中国围剿的话语既有学术话语也有大众话语也有国际话语，而且往往是三者的组合拳。

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对西方话语的围剿，对这个围剿的反击也要有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我们也需要打这三种话语的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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